今天的北京再遇降水

防汛工作刻不容缓

今天就来聊一聊北京历史上的防汛

看看过去的“统治者”为了防止“水漫京城”

都采取过哪些措施？

过去北京也有专门负责水务管理的机构，疏浚河道、沟渠，设置水关泄洪等都归他们管。防汛不力的官员，都是要被问责的。

历史上负责河道疏浚和排水的机构

北京城地处永定河东部，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水向东南流，容易遭受洪水侵袭。自金代开始，历朝均设置水务督察机构，负责京城河道的维护、疏浚和泄洪。

永定河故道

据《北京志·水利志》记载，金代都城内的河道和沟渠，由督水监的街道司负责修治，巡河官掌管巡视河道、修筑堤堰、栽植榆柳等事宜。金泰和四年(1204年)，曾出台一部对官吏的考核，其中一条就是要求水务官员确保“堤防坚固，备御无虞，为河防之最”。


元代时，水务和防汛的差事主要由督水监负责，而对河道的日常管理则由大都河道提举司负责。元世祖忽必烈曾亲自任命过督水监之职，并提出“守城大业，利国之事，唯己任者，方可担当。”

金中都  元大都水系

城墙下设置水关排泄城市积水

水关又称水门，俗称水眼，是在水路流经城墙的位置建造孔券式涵洞或过梁式涵洞，让水道穿城墙而过，它既是引护城河水流入城市的涵洞，也兼有排出城市积水流入护城河为城市防涝消灾的功能。


以水关形式排水、泄洪，远在金代就已经有了。当年修建金中都城时，便依地势在南城墙和东城墙下修建了多处水关。1990年考古工作者曾在右安门外发现了金中都城墙下的水道遗址，大约位于金代中都城南城的丰宜门与景风门之间，主要由城墙下过水涵洞底部的地面石、洞内两厢残石壁、进出水口两侧的四摆手及水关之上的城墙夯土组成，其修建年代为金天德至贞元年间(1151年至1153年间)。

金中都水关遗址

元代修建大都城时，为了防止护城河水量过多排洪不及，在南城外修挖了文明河以泄洪排水。在修建城墙时，预先在城下修建水关涵洞。城内遇有大量积水时，可从水关及时排出，消除大都之水患。


明清时期北京内城共有七座水关：东直门西头道敌台水关、朝阳门南头道敌台水关、崇文门西第七道敌台水关、正阳门东第十一道敌台水关、正阳门西化石桥水关、宣武门西水关、德胜门西龙王塘水关。外城七门中除广安门至西便门之间“并无闸座水门”，其余各城门之间均有水关。


每到汛期，各座水关均由兵马司派专人值班看守，以防阻塞，影响城内积水排除。《大明会典》(卷二百)载：明朝京师各水门“设立通水器具，于该衙门拨军二名看守，遇雨过，即令打捞疏通。”

东便门西侧的西水关

水务官员渎职历代均有惩治措施

据传，嘉靖年间开挖外城护城河，工程量大，工期较短。为了赶工期，所开挖的永定门至右安门一段的河道较浅，未能达到河水涌流的深度，更起不到泄洪的作用。在此督察的水务官员收了包工头的好处，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想此事被告发，包工头被抓了起来，督察官员以“监察不力”和“受与贿赂”之罪被“廷杖六十”后革职，并发配边关。

1990年永定门东外城南垣及护城河

清代把疏浚河道、沟渠视为“事关守城大事”，玩忽职守的水务官员都有重罚。清代因为修筑河堤、疏浚防汛不力受到处罚的官员达百余人，或被革职，或被廷杖，或被发配，或被罚俸。


还有一个故事：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七月，京城连续多日降雨，内城多有积水，嘉庆皇帝甚感不安，便令工部尚书与之出皇城巡查。当巡至宣武门西水关附近时，见积水过膝，步履艰难。工部尚书查看后，疑为水关阻塞，排水不畅，但却不见在此值守的八旗兵丁，于是在附近寻查。忽闻距水关不远处值房内有人高声喧哗，走近一看，是多名八旗兵丁正在打牌，桌子上还放着两个酒壶。嘉庆皇帝勃然大怒：“汛情如此严峻，竟在此消遣，实为失职，必当严惩。”随即令人将这几个玩忽职守的八旗兵丁押至刑部大牢问罪。三日后，主管水道疏浚的步军统领以及八旗步军协尉等官员也因督察不力被革职，甚至连工部尚书也被问责，罚俸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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